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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亟待推出“中国方案”

2018-05-24 09:04:00来源:北京pk10计划

  A股入摩、CDR制度试点、放宽金融行业外资股比限制……一系列严重措施相继落地,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变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也意味着资本市场法治体系树立迎来新应战。曾任证监会三届主板发审委委员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展开行将步入而立之年,进入“做大事”阶段。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作明显变化的当下,亟须加快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在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做出“中国计划”。这意味着证券法的修订、期货法的出台火烧眉毛,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的联动修订也应加快。

  开放推进资本市场加快变革

  中国证券报:在变革开放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变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树立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体系?

  李曙光:今年是变革开放40周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中国的资本市场展开也将步入而立之年,应该说进入到一个要“做大事”的阶段。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作明显变化,对我们的证券市场影响十分大。依照中央提出的进一步加快变革开放请求,特别是金融范畴的开放,近期A股入摩,控股海外买卖所,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H股全流通试点起航,推进沪伦通等细致举措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范畴越来越宽,“走进来”、“请进来”。总的来说,我们的资本市场要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相匹配,要让资本市场更多地效劳实体经济,更多地效劳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让境内投资者更多地享用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益处。同时,一定要把开放变成一种动力机制和压力机制,倒逼境内机构改善管理结构,增强竞争力,为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效劳。

  我国资本市场在法律体系树立方面,初步框架都曾经具备,但一些法律层级还比较低,满足不了整个资本市场展开的速度与需求。比如,证券法还有缺陷、期货法尚未出台,目前仅有期货买卖管理条例等。资本市场的法律树立与市场展开以及对外开放需求是不配套的,一个没有规则的市场是肯定展开不起来的,同时会有很多争议。因而,我们的资本市场要想做大做强,能够真正地与整个经济增速和体量相匹配,树立成一个值得去投资的市场,在法律规则体系上应该做出模范,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制度接轨;同时,要有中国特征,做出“中国计划”。

  CDR发行应逐步向实体企业倾斜

  中国证券报:证监会5月4日宣布就《存托凭证发行与买卖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CDR发行门槛能否过高?未来会否放宽盈利请求?富士康IPO在发行方式上运用了首发“战略配售”,这能否对以后的“独角兽”企业上市具参考意义?推进CDR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需求关注?

  李曙光:随着CDR政策的推进,创新性企业、“独角兽”企业回归境内市场的步伐会越来越快。从CDR征求意见稿来看,总体上是不错的,它分离了中国理论,同时把美国等兴隆国度的比较好的制度引进来。从条件来看,在利润、资产净值、范围等方面设计的门槛偏高偏严,目前能够抵达规范的企业不多,数量也就十来家。比如,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倡议在试点之后,将盈利等方面的基本请求降低一点,更多地将生物医药、新能源、新资料等高新技术企业归入名单,支持创新企业展开,这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展开。中国的制造业特别需求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取得一些较好的政策支持。此外,富士康IPO“战略配售”的阅历关于CDR的发行会有一定自创作用。

  CDR实施细则在制定当中,正在征求券商等各方面意见,要加快推出细致细则。实践上,推行CDR有几个重要问题需求关注。一是法律依据问题。当前的证券法关于存托凭证并没有相关规则,也就是说发行存托凭证没有法律依据,若存托凭证发行后呈现纠葛,投资人权益则无法维护。因而,证券法的修正应进一步提速,或者全国人大先行受权,否则法律依据缺乏将呈现很多问题。二是在信息披露问题上,国外的信息披露规范比国内要严,可能发作信息披露不对称的问题如何处置。三是发行CDR的企业存在两类投资者,即海外投资者和境内投资者,触及司法管辖问题,对两类投资者在不同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下跨境诉讼如何中止对等维护。四是CDR发行,保荐人和承销人的角色与公司中止IPO时选择券商中止保荐和承销是分歧的。但一些新机构参与到CDR发行中来,比如依据第二十七条规则,存托人由三类机构担当,即中国证券注销结算有限义务公司及其子公司,契合一定条件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视管理委员会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商业银行,以及契合一定条件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公司。商业银行能够担任存托人,这在美国是允许的,但在国内,法律对其有一定限制。券商担任存托人是中国特征,而且目前存托人的义务与义务尚不明白。五是监管问题,难点在于由于CDR发行买卖主体有些采用可变利益主体(VIE)构架的境外上市公司,他们主要经过协议管理境内实体运营企业,目前对VIE的监管法律依据与伎俩都缺乏,如监管部门具有的仅仅是债券境内上市发行流通管理权,关于境外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表决中“滥用特别投票权”缺乏实质性约束力。这就触及到一些新的监管体制、监管架构的完善。

  因而,CDR推行不会太快。CDR注销结算业务细则征求意见已发布,估量第一批试点企业在10家以内。CDR落地实施首先要处置法律问题。这里有五点倡议:第一,CDR监管框架与法律依据应进一步明白,证券法修订应进一步提速,或者全国人大先行受权。应明白监管部门跨境监管方面的职能。第二,CDR中的保荐人、承销人与存托人三者的基础法律关系应进一步厘清,这三者与投资者关系是拜托代理关系还是信托法律关系,触及不同法律规范。倡议境外托管人能够股权代持人身份参与股东大会表决,替代投资者实行标的基础证券相应权益职责。第三,CDR信息披露规范应比国内目前IPO规范更高,披露内容应更细。第四,赋予中证中小投资者效劳机构与CDR持有人依照存托协议中止相关民事诉讼的权益。第五,应推进CDR境内外监管机构与司法管辖的谐和协作。

  直面六大应战 加快证券法修订

  中国证券报:证券法今年能否有望进入“三读”?针对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以及市场的新变化,证券法修订中会否有新调整?

  李曙光:从今年立法计划来看,证券法被列入准备审议的法律,这就给证券法今年要不要继续审议打了个问号,市场普通了解成修法可能要延迟。从国际国内形势来看,证券法修订面临的状况与前两年不太一样,主要是有六大应战。一是党和国度机构变革计划已发布,国度机构在经济运转与管理方面有较大调整,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职能都做了相应调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与方式将发作很大变化。二是国务院成立了国度金融稳定展开委员会,把防备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防备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到首位。强化金融监管谐和,补齐监管短板。强化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备职责。三是世界贸易规则发作大变化,对资本市场各方面有直接影响。四是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如何与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止竞争,如何对证券跨境发行和买卖活动中止制度布置,如何对CDR等市场中的金融新产品、新工具中止规范与监管都是新问题。五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展开迅猛,新经济的展开在证券法中没有反映,但对资本市场影响庞大,证券发行、买卖与监管如何跟上。六是注册制是证券法中的灵魂,是三审稿绕不开的关键词。

  此次证券法的修订是站在一个全新起点上中止,是站在中国资本市场久远安康展开的角度,站在国际国内发作庞大变化、新经济展开迅猛的背景下来中止准备审议。应加快证券法修订步伐,关于注册制入法问题,能否对公司中止实质判别是辨别注册制与核准制的重要规范。假如缺乏注册制,证券法还是一部传统法律,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展开需求,我们的证券市场就还不是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证券买卖市场。因而,必需思索如何把注册制写入法律,法律中可就注册制的实施规则一些灵活机制。在监管方面,理念与结构都要变化,像双峰监管、功用性监管与穿透式监管都应该思索写进去;证券范围应有所拓展,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惩治力度;投资者维护与对狡诈买卖的规则还要分离本钱收益的效率目的把条文写得扎实些;如何发挥投服中心维权功用,最近投服中心首例股东诉讼获胜,为处置反收购条款的合规性问题提供了有效自创;上市公司退市与重整有许多要改进之处,特别是如何与司法谐和方面,目前条文有缺陷;新三板市场的展开如何定位也要思索得更细一些。此外,在突破刚性兑付的状况下,债券违约风险增大,必需求让违约债市场建构起来,允许违约债中止买卖,以化解风险。

  中国证券报:期货法立法工作停顿如何?在推进过程中哪些问题需求关注?

  李曙光:期货法从2003年全国人大财经委组建起草小组,至今已起草15年。但由于多方面缘由,特别是有段时间遇到“变相期货”的难题,不时未正式立法。在此之前期货法已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受2015年股市异常动摇影响,期货法立法工作有所推迟,全国人大财经委已审议经过了期货法(草案)。今年,这部法律与证券法一样,被列入准备审议的法律。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期货法出台火烧眉毛。随着金融开放步伐加快,特别是随着上海国际能源买卖中心开张、我国原油期货上市,首先要面对境外监管机构对我国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的评价,未来会触及大量海外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国际化对买卖、结算、风控、交割等各环节提出创新需求,跨境监管和市场自律监管也需求制度规则,假如没有一部法律去调整、规范各种法律关系,将对期货市场的开放与展开产生不利影响。目前我国有关期货方面的法律层级太低,如现行期货买卖管理条例主要规则了传统期货,只定位于场内商品、金融期货和期权规范化合约买卖,不顺应国内外期货市场展开需求。

  制定期货法的意义在于:第一,将填补期货市场监管上位法空白,完善期货市场基础法律关系、民事权益义务和法律义务方面的规范,并与证券法、合同法、破产法和担保法等相关民商事法律谐和。第二,对证券衍生品和期货衍生品中止界定和调整分工,对期权合约、互换合约等场外金融衍生品买卖中止规范。第三,完善监管制度,统一监管体制、增强恰当性管理、强化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2015年股市异常动摇特别提示我们,应建构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联动监管体系。第四,保证期货市场安全,控制期货买卖风险。期货买卖是一种特殊的高风险民商事买卖,有其共同的风险控制方式,如中央对手方制度,强迫平仓制度等。应确立期货买卖所“中央对手方”的法律位置以及期货公司的平仓权。第五,保证期货投资者合法权益,合理设定不同主体的民事、行政法律义务,完善保证金制度、杠杆买卖制度。第六,为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涉外期货以及跨境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期货法立法进程应与证券法修订同步中止,以至应该更快一点,没有期货法律规范,不但期货市场展开迟缓,金融衍生品买卖做不起来,我国的期货市场依然是一个传统市场。而且,期货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功用发挥不出来,借力国际市场的资源优势也无从谈起。

  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修订应提速

  中国证券报:对公司法修订有哪些倡议?双重股权结构的制度布置会否有所突破?

  李曙光:近年来,世界银行连续发布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中止评价,在今年的报告中,中国大陆排名第78位,与去年持平。从目前来看,我国营商环境的排名和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严重不相符,我们的营商环境特别是法律环境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公司法需求作很大的修正。必需思索公司信誉基础理论已发作基本性变化,恰当调整公司法的制度结构以及公司法往常需求与证券法联动修正。这方面触及到公司法及公司注销条例要做很大修正,要与政府“放管服”变革配套。在公司设立方面,应允许人力作为资本,应思索“独角兽”企业的定义问题,新资本制度下,有必要确立实缴资本催缴制度;中小股东权益维护方面,应对关联买卖、关联人作出明白规则。对公司担保、股东投票权、对赌协议等明白回应;在创新企业支持方面,信息披露、公司管理结构等方面要中止修正,包括对双重股权结构应该进一步放松,优先股、债转股、特殊管理股、董监高的义务等方面都需求进一步明白。在公司退出方面,简易注销程序要归入进来。

  中国证券报;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效果如何?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金融机构破产制度能否应加快树立?

  李曙光:近两年,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快速增长,特别是去年,破产案件数量抵达9542件,今年将突破1万件。整个过程当中,重整占比偏低,上市公司重整目前仅有50多家。总的来说,在供给侧结构性变革,去产能、降杠杆的大背景下,破产法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整个经济展开当中的作用有所进步,但在重组解救等方面的功用上并未充沛发挥。

  企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在破产法实施过程中,要树立一个比较好的政府和法院联动谐和机制,倡议树立破产管理局。二是破产重整制度方面,上市公司重整问题,强裁问题、重整企业的辨认机制、重整检查、重整当中管理人位置、股东权益的维护、破产职工安顿、破产维护基金、破产清算以及和解等问题,都要在破产法修合理中思索进去。三是应把个人破产法尽快列入立法议程。四是面对当前的创新创业大潮,如何树立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除了企业退出,金融机构破产必需提上议事日程,要有一套细致程序。此外,事业单位退出也应思索其中。五是应加快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的出台。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讨生院院长

  中国政法大学研讨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讨中心主任。曾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讨所副所长,中国证监会第13届至15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端,先后参与《企业破产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小企业促进法》《期货法》《证券法》《反垄断法》《涉外经济案件受理办法》《期货买卖管理条例(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国有企业破产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展开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作者:刘丽靓